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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降山西前的一次访谈中，她曾语气坚决地说道，“虽然不能因为魏健、曹立新、杨森林等人出了问题，就否定我们这支队伍的主流和光明面，但确实要清醒地看到，纪检监察干部出问题影响很坏、危害很大。看到他们出了问题，我们的确感到很痛心。”通过山西省市县三级纪检监察机关的“拉网式”检查，以及对纪检监察干部的问题线索大起底，仅2014年9月至2015年4月这段时间，黄晓薇和她的同事们就谈话函询46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59人，移送司法机关13人，并调离了63名纪检监察干部。

村民智海振把自家4亩麦田交给村供销社管理。“年轻人都不种地了，老人干活有点费劲。”他算了算账，土地交给供销社管理比流转给其他村民收入要高些。来到村供销社所在的村委会大院，记者看到，设在村图书室的儿童活动中心摆满桌椅，隔路相望的老年托管所干净整洁。算上供销社成立前的县供销社村级综合服务点，近几年来，他们组织开展了小学生作业辅导、养老服务、妇女娱乐等公益活动，村民非常欢迎。“把孩子、老人和妇女的问题解决了，村里就热闹了，有了活力。”

如果问题线索比较模糊，则旁敲侧击，“从被谈话人任职经历入手，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感化，通过分析过去政治生态恶化情况下的一些潜规则、不良社会现象进行引导，促使被谈话人实事求是地把自己的问题讲出来”。被谈话人开口说情况后，“乘势而为，刨根问底”，“要求其对有关问题逐一做出详细说明，当场记不清、说不清的问题，在谈话后提交书面情况说明，讲不清的不让过关。特别对于谈话中发现的新的问题线索，注意捕捉稍纵即逝的时机，揪住不放，直到彻底讲清楚为止”。

仅仅过了半年，2015年5月，上海市交通委与滴滴快的展开合作，成立全国首个专车工作小组，打算在上海试点专车，这是第三方打车软件首次正式与官方合作，但《中国新闻周刊》查阅了这一时段的信息发现，此事并无下文，似乎不了了之。“政府在面对滴滴这样一个巨型平台，并没有经验可循，而监管中最核心的难点，就是如何在创新和安全之间做一个平衡。”周汉华表示，大家之所以普遍感到滴滴承诺多、整改少，执法部门的执法力度不够等困惑和疑问，其背后的核心就在于创新和安全是一对矛盾。毕竟滴滴作为一种共享经济最典型的形式，的确解决了传统交通运输中的一些痛点问题，像鲶鱼一样，搅动了人们传统的出行的方式，甚至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但另一方面，一种新的方式，新的业态出现，必然会带来很多负面的作用，甚至初生期的阵痛。

此外，肖钢指出，目前，金融监管让市场创新望而生畏。目前，国内金融监管还处于“运动式”监管方式，存在金融科技监管碎片化、由“视而不见”到“猛踩刹车”、缺乏对金融科技创新的包容度、交易制度制约科技创新等问题。新京报记者 张思源 编辑 程波 校对 柳宝庆

之前，2019年5月7日，东方海洋发布《关于收到立案调查通知书的公告》，称于2019年5月5日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鲁证调查字[2019]27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