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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努力外，今年的一项重要事件是，从5月31日开始，A股顺利纳入MSCI指数。方星海介绍，从纳入初始到6月11日止，沪港通和深港股的日均净流入达到36.1亿元，比今年前五个月的日均净流入提高了167%。可以看到，渠道的建立顺应了国际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在两站分站赛上都有金牌入账，刘婷婷在收获经验与声望的同时也展现出良好的比赛气质，在未来的大赛上也极有可能会有更大作为。而这条初显成效的“以赛代练”之路，也正是中国体操队在上个奥运周期备战中所缺失的一环。面对里约奥运会上战绩不佳的中国体操队，不少人怀念起了2008年那支无往而不胜的冠军之师，而彼时的中国体操队也正是由一场场背靠背的“硬仗”积累出了真正的“冠军气质”。步入东京奥运周期，触底反弹的体操队终于重新打开了出征练兵的大门。虽然练兵的真正效果还有待世锦赛的检验，但重视每一个小型国际赛事，就已经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本院经审查并退回补充侦查，仍然认为东莞市公安局认定周伟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四款的规定，决定对周伟不起诉。东莞检察院出具的不起诉决定书（由周伟辩护律师徐昕提供）对检察院判决结果，徐昕表示，如果东莞易步想要再继续打“商业秘密侵权”官司，未来只能走民事诉讼程序。但本次刑事诉讼走不通的话，启动民事诉讼的难度就会更大。“我拿到这个案件之后，就认为无罪的理由十分充分。”徐昕说。

“中国地方政府正在尽其所能，让妇女生育更多孩子。”美国“商业内幕”网站在7月30日的报道中说，中国各个省份都在寻求解决劳动力人口萎缩的办法。例如，生育率位居全国最低行列的辽宁省6月25日出台文件，承诺为二孩家庭提供特定税收、教育、社保和住房福利。在此之前，天津、新疆、湖北等省市也分别出台了一些鼓励婚姻和生育的规定。

前面讲到中国金融体系的两大特征是银行主导和政府干预比较多，这个金融体系比较擅长于服务大企业、制造业和粗放式经济发展。对于受政府干预比较多的银行来说，做风控的传统办法，一是看历史数据，主要是三张表，即资产负债率、利润损益表和现金流表；二是看抵押资产，有抵押，银行的信贷风险就比较容易控制；三是看政府担保，有的银行直接拿政府产业目录来决定信贷配置，原因就在于万一贷款出现问题，指望政府出面承担责任。正因为这样，大企业比较容易获得融资支持，因为大企业往往历史较长、数据完整、规范。而制造业大多都有固定资产，银行做风控也比较容易。另外，粗放式扩张意味着不确定性相对低一些，原来已经有一家服装厂，再开一家服装厂，还是使用原来的技术是甚至营销渠道。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过去高度扭曲的金融政策，并未妨碍中国经济实现良好的表现。但这个体系对于民营企业或者中小企业来说，则存在一些人天生的歧视，除了在双轨制改革的策略框架下，金融政策偏好国有企业，硬币的另一面就是这些政策歧视民营企业，更进一步讲，当前的这些很难有效地服务民营企业或者中小企业，因为它们缺乏历史数据、没有抵押资产、也没有政府担保。而中小企业本身的不稳定性比较高，中国地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不到五年，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风险更高。为它们提供金融服务就难上加难了。

发生这个变化的原因可能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变。中国改革前期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发挥低成本优势，依靠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迅速扩张，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进到城里，变成产业工人，制造业快速增长，劳动生产率也不断提高。但这种高速增长基本上是要素投入型的。尽管技术水平相对比较低，只要不断地增加对生产投入，经济就会持续发展。不过，现在中国经济中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成本水平急剧上涨。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前一年，中国的人均GDP是2600美元，2018年增加到le1将近1万美元。伴随收入水平提高的是成本水平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的低成本优势完全消失了，原先依基于低成本建立的制造业也丧失了竞争力。十年间一个直观的变化，就是原来成本低、现在成本高。在经济学的讨论中有一个词叫“中等收入陷阱”，它是指大多数国家都有能力从低收入水平成长到中等收入水平，但是很少有国家能从中等收入水平提高到达高收入水平。原因就在于，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可以依靠要素投入型的增长模式，而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则必须依靠创新驱动型的增长模式。“中等收入陷阱”就意味着大部分国家都没有能力持续创新，支持产业升级换代，所以一旦经济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就上不去了。而这也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关键是能否通过创新支持产业升级换代，保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