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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性评述理论上，在金融市场发育健全、价格机制充分有效条件下，货币政策的数量调控和价格调控的政策效果是等价的。不过，作为一个硬币的两面，经济金融现实条件对货币“量”和“价”的平衡具有重要的影响，一国货币调控方式的选择与其金融市场发育程度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密切相关。从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控的实践经验看，各国普遍经历了由“利率到数量再回归利率”循环往复的过程，各国中央银行一开始就是在相对成熟完善的金融市场条件下进行货币政策操作。虽然货币数量目标制的货币主义实验在一百多年的现代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实践过程中仅是短瞬即逝，但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的转型过程表明，一国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的选择与其经济金融发展不同阶段密切相关。正是由于“滞胀”严重损害了金融市场功能，经济深陷危机泥潭，各国才不得不由利率调控转向货币数量目标制。而正是在高通胀压力下，各国不得不纷纷放松利率管制，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的深化发展使得货币数量调控的政策效果越来越差，在可测性、可控性及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等方面，利率为主的货币价格调控明显优于数量调控，各国才重新回归在一定规则指导下的利率调控。全球金融危机后，金融市场巨大冲击和零利率下限约束使得各国不得不转向量化宽松等非常规数量调控。近年来，随着金融市场逐步稳定和经济强劲复苏，顺利回归利率调控逐步实现货币政策正常化成为当前各国央行的努力方向。

责任编辑：陈靖推荐阅读：中国央行2万字工作论文9次提及降准 释放什么信号？但是，徐忠也表示，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相当长时间保持一个相对较高的存款准备金率也是必然的。他还说，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控方式应该从以货币数量调控为主转向货币价格调控为主。以下为全文：

除了格局稳固的央企金控平台之外，目前不仅省级政府多数参与，甚至地区一级的政府也在整合当地典当行、担保、小贷等金融资产，进行自身金控布局，这些地方金控大多为地方国有独资或控股企业。然而，过去几年，在金控公司领域内，有一支力量异军突起——民营资本。民营资本由于束缚相对较少，快速跑马圈地，大干快上金融版图，一些民营金控例如泛海系、复星系、万向系等，他们均控股了核心金融企业，金融牌照已比较齐全。例如，泛海系、复星系已经基本实现了“实业+金融”的双轮驱动。

对此，深交所要求乐视网核实说明贾跃亭所持股份减少的原因，该部分股份是否被司法执行划转。对于股份被司法执行划转的情况，上海汇筠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胡郁舒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一般是起诉前或者诉讼中会申请财产保全进行冻结，判决生效后申请强制执行时，如果条件符合，法院就会直接划转。所以要根据乐视网和贾跃亭此前被起诉的情况来判断。

3、经济新常态和流动性格局变化下的货币政策调控在成功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后不久，随着要素禀赋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经济逐步转向新常态，长期困扰我国的外汇占款和流动性过剩格局明显改观。从 2011 年开始，经常账户顺差占 GDP 比重首次回落并始终处于国际认可的 4%以下合理区间。跨境资本呈现双向流动态势，2012 年资本和金融账户（不含储备资产）首次出现自 1999 年以来的小幅逆差，2014 年 2 季度末外汇储备达到近 4 万亿美元的阶段性高点后，直至 2016 年 4 季度资本和金融账户始终保持逆差。汇率呈现双向波动态势并在基本均衡水平上保持稳定。中国人民银行逐步减少并一度基本退出常态化外汇市场干预。为此，2012 年中国人民银行停止央票发行并重启逆回购操作，2013 年以来开展了包括 SLO、SLF、MLF、PSL 等在内的短期流动性管理工具创新和中长期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完善工作，改进存贷款比和准备金考核，调整再贷款分类体系，完善央行抵押品框架，将公开市场操作由每周两次扩展至每日操作，有效确保了市场流动性基本稳定，增强了市场利率引导能力，为经济金融平稳较快发展、价格水平基本稳定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营造了适宜的货币环境（张晓慧，2017）。

我们在《货币政策究竟如何看？》一文中指出，一季度宏观经济杠杆率有抬升的势头。一季度名义GDP增速为7.84%，低于M2增速，更远低于社融存量增速。随着名义GDP增速的正常回落、社融增速的必然回升，从数学推导可以发现，2019年全社会杠杆率上升是必然的，但是杠杆率快速上升一定违背结构性去杠杆的基调，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讲，适度压缩广义信贷、控制社融增速在合理水平，避免无序加杠杆卷土重来，是2019年央行的重要任务。